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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不是“狼来了” 如何利用好这把双刃剑

2018-11-01 10:12:07 来源: 青年时报 主任记者 丛杨 记者 郑茜茜

在“网红”时代,不分年龄,也不分出身,有的“网红”身价甚至超过当红明星。我们承认,很多“网红”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在用自己的特长和影响力帮助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技能等,但也需要警惕,仍存在不少哗众取宠、只为博点击率的。代表人物:鹿晗、冯提莫、韦神等。

  在“网红”时代,不分年龄,也不分出身,有的“网红”身价甚至超过当红明星。我们承认,很多“网红”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在用自己的特长和影响力帮助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技能等,但也需要警惕,仍存在不少哗众取宠、只为博点击率的。

  浙江省团校副校长蔡宜旦说,“网红”少年成名、日进斗金的成功学,会极大刺激和诱惑青少年,也会严重冲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浙江传媒学院教授、互联网直播与网红研究中心主任李新祥提醒,在青少年价值观形成期间,“网红”就好像一把双刃剑,如何引领青少年正确的生活态度,仍需各方努力。

  崇拜与追求不是坏事,“网红”就好像一把双刃剑

  “网红”表现出来的个性化不全是坏事 要警惕青少年模仿其中的低俗行为

  “崇拜与追求并不是坏事。青少年对乔丹的热爱,代表了体育精神的传递;人们对比尔·盖茨和马云的崇拜,象征着对创业改变世界和技术变革社会的认同与向往。同时,当涉世未深的孩子一味以追捧‘网红’为荣、以成为‘网红’为理想时,我们不能忽视。”浙江省团校副校长蔡宜旦指出,“网红现象”因其良莠不齐、缺乏监管,对青少年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形成产生着诸多负面影响。

  他表示,部分“网红”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文化自觉与担当被不断消解,迎合低俗趣味、挑战道德底线。而且,“网红”少年成名、日进斗金的成功学,会极大地刺激和诱惑青少年,也会严重冲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李新祥教授也表示,“网红”的繁荣是把双刃剑,很多“网红”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个性化、标新立异又不乏品位的, 这恰恰可以影响到青少年的个性追求、独立思考和行为方式等层面,有助于青少年适应社会的发展。伴随网红正向传播效应的释放,也会有诸多负向传播效应的扩散。从表象看,会出现传播低俗色情、扰乱公共秩序、炫耀炫富、数据造假、侵犯隐私和版权、煽动造谣诈骗、售卖伪劣产品、涉毒涉赌涉暴等负面问题。而部分依靠搞笑、出丑、低俗等行为博得大众眼球的网络红人,无形之中可能诱发青少年产生模仿心理,即自己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众人喝彩成为“网红”。

  李新祥提醒,青少年对“网红”生活的渴望、对偶然成名的向往、对外部虚捧的追求、对内心虚荣的满足,容易使青少年丢掉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形成金钱和名誉至上的不良价值观。

  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网红” 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共同发力

  李新祥说,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网红,需要多方面发力。

  首先,政府应加强网络监管,净化“网红”生存环境。相关部门要对一切不符合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要求的言论和行为采取禁言、禁播乃至封杀等有效举措,网警要加强巡查执法效力,及时切断谣言的传播。

  “政府还要积极研究网红经济业态分类、内容分级、主播分层的具体方法,掌握治理政策文件的协同之道,实施审批制、注册制与备案制有机结合的行业管理模式。”李新祥认为,政府还应推行实施互联网直播、短视频从业人员职业管理规范,研发从业人员大数据与评价体系,实施主播黑名单制度的具体操作方法,指导形成专业院校、行业培训与企业内训相结合的互联网视频直播人才教育体系,并指导成立相关行业协会,提升行业协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此外,家校也应该协同监督教育,增强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学校应认识到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普遍薄弱的现状,更新教育计划,将课堂教育与网络教育相结合,开展丰富的课外道德实践活动,增强青少年对网络低俗信息的抵抗能力。家庭要成为强有力的监督者和把关人,“父母参与网络生活时要做到以身作则,父母可多与孩子分享和传播网络上正能量的人和事,教导孩子辨识网络上的不良信息。”

  监管部门应出台细则,建立网络文明信用制度

  监管是退烧药让行业更健康 屡打“擦边球”可给予“禁赛期”

  “‘网红’是基于平台生长的,所以,对平台的监管是‘网红’经济生态优化的钥匙。”李新祥说,“监管是退烧药,可以让‘网红’更健康。”

  李新祥说,国家网信办已出台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等一系列管理规定,提出了“1+X”治理体制和“2+X”服务资质,并从服务提供者、新闻提供者、发布者、用户、行业自治、社会监督等方面作了规范,“应该说,这一规定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互联网视频直播的治理提供了一个政策基础,也为平台治理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从另一个角度说,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也为平台提供了运营指南。”

  除了监管,李新祥认为还要在实践操作层面出台细则。

  “比方说,可以强化监管部门对网络直播平台及类似自媒体直播的约束,可考虑强制性推行观众打赏、物品购买分成等主播收益的滞后结算制度,对触犯监管规定甚至法律要求的主播,处以冻结、扣罚直至全额扣罚、追加额外罚款的处罚。”

  李新祥还提议,尝试推行网络直播平台、投资人、经营团队核心成员、网络主播四方面主体的网络文明信用制度,对打“擦边球”次数或社会影响程度超过一定数量的个案,要同时将上述四方面主体拉入黑名单,给予同样的“禁赛期”;而对于严重挑战监管规定、法律要求,并引发恶劣社会影响的个人,应当对上述四方面主体均给予“终身禁赛”处罚———企业吊销执照,相关人员终身禁入网络传播、新闻传播、出版、广电等相关行业。

  浙江公布公约呼吁网络主播“自律”

  建议给“网红”设“准入证”并定期审核

  2017年1月9日,一个新的委员会在浙江成立,它叫浙江省网络试听节目建设和管理协会网络直播专业委员会,目的就是针对当前直播平台存在的问题采取监管措施,建立健康有序的网络直播专业队伍。

  米络星集团CEO刘琼是委员会第一任主任。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宣读《浙江省网络直播自律公约》,明确即日起,所有网络主播必须进行实名认证,所有直播房间内添加水印,所有直播进行内容存储以备查等。

  “可以说,与前几年相比,不仅浙江,整个网络直播环境都有明显改善,这是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直播平台监管、主播专业化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刘琼说,从频繁曝光的主播封号,全网封杀某“网红”就能够看出,政府方面对于直播环境的监管越发严格。

  在刘琼心中,目前的直播环境在七八十分,还有提升的空间。

  “应该是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百花齐放。”刘琼解释,“守住底线”,就是“树标杆、立规矩”,直播平台对直播内容、主播行为、用户评论等建立底线和标准,尤其对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同时,网络主播要不断提升个人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加强法律意识,为用户呈现更加积极向上的内容。

  记者了解到,以浙江本土的KK直播、触手直播为例,内部都设置了监管团队,7×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对所有直播间的视频内容和个人信息实施巡查和监督处理,采用机器识别加人工二次审查的方式,来保障直播内容的安全。

  “更好的方式是给‘网红’设‘准入证’,从形象包装、专业素质、内容创新等多方面对主播进行专业化培训,提高主播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定期培训,定期审核,有了这样的‘约束’,可以更好地管理主播,服务网民。”刘琼说。

  网红不是“狼来了”

  可因势利导传递正能量

  青少年“推崇”网络红人现象没那么糟糕

  应正视并积极培养正能量的“网红”榜样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因为网络红人现象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挑战,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就对其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抛弃。”蔡宜旦认为,反之,应正视其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巨大影响力,“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利用网红的榜样效应,主动积极培养正能量的“网红”榜样,推动青少年从中学习、仿照和借鉴,使之成为价值引领和精神导向的新武器。

  蔡宜旦指出,在过去“一元主导”时代,全民崇拜和尊重的人物是统一的,都是英雄、伟人等,这在今天已很难使青少年形成心理认同。而“网红”大多数是草根群体的文化代言人和意见领袖,他们的直播内容接近大众,针砭时弊、嬉笑怒骂、观点独到、意见犀利,再结合网络用语与段子,前卫、潮流,极易引发青少年受众的共鸣。

  刘琼则从传播的角度,解释了青少年“推崇”网红的原因。他认为,从报纸到广播再到电视、网络,传播媒介从单向到可以互动,不同时代青少年的精神偶像也从单一到了多元,“喜欢‘网红’或想象着成为‘网红’这是自然现象”。同样的传播内容,由不同的人来穿搭,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效果,“网红”主播就是这样的一群,他们有众多粉丝和不亚于明星的影响力,由年轻人喜欢的“网红”主播来传递正能量,能借助“网红”的示范效应,提高正能量内容的传播效果。

  打破单一化、完美化的榜样教育模式

  让“网红”成为正能量代言人

  “现在的青少年排斥‘假大空’的说教式宣传,对‘高大全’的传统型榜样人物也不感冒,这就为我们思政工作中应当树立怎样的榜样、怎样的‘网红’提出了新思路。”蔡宜旦说,在这个时代,做青少年的思想引领工作应真正走进年轻人,了解他们所思所想所关注的人和事,打破单一化、完美化的榜样教育模式,积极发掘在不同领域,拥有各种专长,具有不同闪光点的典型青年代表,并通过网络将他们包装成“互联网+”时代的“网红”,使之成为代表青春正能量的代言人。

  她举了个例子,湖南师范大学开设的“星空”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在2016年迎新期间就推出了“‘预’见师大——辅导员带你游校园”微直播,推出一批新生辅导员作为“网红”为新生答疑解惑,带领新生畅游校园、宿舍、食堂、学院等,不仅使新生能更加直观地了解大学,也迅速拉近了学校、老师与新生之间的距离,让新生在入学之初就产生了归属感。

  “亲切、热情的‘网红’辅导员更成为了学生热议和关注的热点。这类模拟‘网红’模式,打造学生喜闻乐见的直播活动和校园‘网红’的做法,就是对新媒体现象的积极利用,值得被推广和普及。”

  刘琼也举例,非遗系列直播节目《匠人与匠心》,让民间艺人从幕后走进直播间,与年轻用户分享“工匠精神”等;《大学我来了》把高校招生办主任请进直播间,“每一场都有几百万的点击量,说明年轻人是喜爱这种形式的。”

  “网红”繁荣的背后·思考

  过去70年青年人偶像的变迁

  上世纪50年代:崇拜革命英雄

  代表人物:江姐、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

  上世纪60年代:爱岗敬业先人后己成为典型

  代表人物:雷锋、焦裕禄、王进喜、时传祥等

  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一枝独秀

  代表人物:陈景润等

  上世纪80年代:从单一走向多元

  代表人物:张海迪、中国女排、朦胧诗人、港台明星等

  上世纪90年代:流行时代的文化符号

  代表人物:罗大佑、崔健、王朔、周星驰、周杰伦、姚明等

  二十一世纪初期:互联网IT精英及选秀明星

  代表人物:马云、马化腾、李宇春等

  2010年以来:娱乐明星及互联网造就的“网红”

  代表人物:鹿晗、冯提莫、韦神等

责任编辑: 庞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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